1970年深夜，张竞生在伏案读书时安详辞世。“中国第一性学家”、“中国计划生育首倡者”、“中国浪漫主义开山祖师”、“中国旧婚姻制度头号杀手”……这些墓志铭式的封号，在张竞生死后30余年的今天，顶多是一种精神补偿。在张生前，对他的攻击、诬蔑、歪曲和迫害，简直就像百年一遇的洪水。其实，他的全部功劳或曰“罪过”，只是为了把一种迥异于传统的“美的人生”热切推荐给国人。值张竞生诞辰120周年之际，三联书店将于月底推出600多页巨著《文妖与先知——张竞生传》。本报记者特专访该书作者张培忠，以及张竞生之子张超。在这里，一个真实的张竞生被还原：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思想文化界的风云人物，与王国维、梁启超等同样做出重要贡献的美学史标志性人物，是与李大钊并肩战斗的革命者，率先提出要节制生育，关注三农问题，推动妇女解放运动，是富有诗意的文学家……
本想把这段纪念的文字，写得风月温婉。毕竟张竞生的生命曾经丰采绚烂，他的理念也恣肆浪漫。但这是无法完成的念想。
最近正读《裸猿》。作者莫利斯在抱怨这本书给他带来的巨大压力。我能理解。自私的基因在人的生命活动中的决定作用，如今虽然在诸如《婴儿战争》、《精子战争》等著作中已经说了个透，但在不久之前，在《裸猿》发表的时代，讨论这一观念还是件有风险的事。西方如此，遑论东土。
但我难以理解，对待一个认真的思考者，如何做到将他所有的内容长期屏蔽，弃之如遗。这个人在思想史上干净地失踪了。而他的那些思想，曾经如此超前却又先验。尽管，失踪者并非他一个，在人妖颠倒的年代，当年的“上海三大文妖”之一，能在伏案读书时仙去，已属善终。
人像猴子一样，为了基因的存续，取食获利，争权逐位，ML……这都没有什么值得羞愧的。“人猿相揖别。只几个石头磨过，小儿时节。”但人与猴子不同之处，是人最终能通过思考承认自己的局限和弱点，承认自己的丑陋和不堪，能容忍异端和思想者的存在。哪怕是后知后觉。
今天，时代已大不同。《性文化史》之类书籍，可以大方买来，随意阅读，放开探讨，不会被视为大逆不道。对爱情的追求普遍地张扬，当初被鲁迅判决“25世纪或能通行”的“爱情四定则”，也不再算异端邪说。
但我们的时代又总有些地方是坚执颟顸、似曾相识的。就像张竞生隔了三十年，为同样的“计划生育”问题上书，得到的是同样的冷淡。今天，连岳仍然在他的专栏里解决爱情疑难，不过多是“爱情四定则”一般的老套问题。今天，仍能听到频繁的“道德滑坡”感叹，那些人始终没明白，眼中的道德是下行还是上升，与观察者自己处于倒挂或侧躺的体位，都是大有关系的。
张竞生曾悲叹，在中国，“情人制是行不通的”。但今天，我们早习惯了某些言语高蹈、位高权重者，坐拥几个至百十个不等的“情人”。此亦世风，当然，其中的很多，与情无关，是买卖。“五帝三皇神圣事，骗了无涯过客。”不经意间，我们就接受了事实，原来偷鸡摸狗，不独外国有，不独古人有，不独草根有的。
这大概不是张竞生的本意。那只是浮长在上面的花朵。他在意的是那自由的水土。他太爱自由，也太爱自己的家乡了。他甚至想廓清寰宇，一改气氛。毕竟是书生。
五月的鲜花（鲜花快递），开遍原野，若被芟除，人们总还记得指摘摧花的辣手。二月的鲜花，零落成泥碾作尘，却只能怪它生不逢时。
二月的鲜花，原只在南半球才能开放。张竞生一生进取，只这一点违了易名“竞生”的初衷。如果真相信物竞天择，你本该留在巴黎，何苦让自己枯长在水土不服的故乡。
“一篇读罢头飞雪，但记得斑斑点点，几行陈迹。”我能存一点慰藉，作为一个人，他是受难者，却不是失败者。我们能记录的，是中国风土和西方现代思想这一次袒露的嫁接，就此夭折。
张竞生(1888～1970)，原名公室，广东饶平人，因受达尔文“物竞天择，适者生存”思想影响，自己改名张竞生。1912年，作为国民政府首批公费留学生赴法国留学，就读巴黎大学，获文学学士学位，1919年获里昂大学哲学博士学位。1920年上书广东省省长陈炯明，提倡避孕节育，被斥为“神经病”。1921年～1926年，受北大校长蔡元培聘请，出任北大哲学教授。1926年公开出版《性史第一集》，遭报纸杂志声讨。1927年～1928年在上海开办“美的书店”。其时，书商大肆翻印《性史第一集》，同时以张竞生的名义抛出各种《性史》续集，内容淫秽不堪，张因之名声扫地，成为众矢之的。1928年～1933年再度赴法，翻译并出版《忏悔录》、《歌德自传》等著作。1933年～1937年，受陈济棠之邀任广东省实业督办。1950年入广州南方大学学习，后分配于农业厅。1953年调任广东省文史馆研究员。1960年自愿回故乡饶平。“文革”之始遭红卫兵批判，1970年于深夜读书时辞世。